貿易戰之中美之爭

上世紀八十年代,國際貿易充斥着貿易壁壘,全球一體化的自由貿易要到九十年代才起步發展。美國為深化融入世界經濟而減少貿易壁壘,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與世界貿易組織分別締結和成立,各國與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亦相繼落實。隨着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開放改革,上述發展大大促進世界貿易增長。

同期也是美國貿易政策備受挑戰的時期之一。首先,由於進口高速增長,美國逐漸錄得巨額貿易赤字,迅即成為其貿易困境的象徵。1979至1982年間,正值美國經濟嚴重衰退,國內需求驟降,貿易競爭加劇,生產技術變革後效率提升,消費者需求亦出現變化,加上美元在1980至1985年呈現強勢,威脅美國出口競爭力,嚴重打擊國內製造業的前景及就業率,尤其是農業、紡織品和服裝、鋼鐵和汽車等領域。

不過,政府決策者不但未能對症下藥,面對國內政治壓力更倒行逆施,當時的列根政府就對許多外國進口商品實施諸多限制,試圖藉此協助進口競爭行業,以致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幸而1983年美國經濟開始復甦,及至1985年美元滙率回落,得以紓解國內貿易商品和生產商所受壓力,進口限制也在九十年代初取消。但必須明白,美國貿易政策的目的主要是通過徵收進口關稅來限制進口,以保護國內生產者免受外國競爭壓力,並締結互惠協議,從而減少貿易壁壘、擴大出口,以及提高政府收入。

過去20年來,中國融入全球貿易體系是世界經濟最重要的發展之一。1990至2010年,世界各國從中國進口產品的比例由2%升至11%,而美國進口則由3%躍升至19%,相當於美國製造業開支投放在中國商品上的份額增加超過10倍。中國的崛起正值美國經濟內憂外患,兩國經貿摩擦頻生,不言而喻,而人民幣的發展與美國的利率政策,也充分反映兩國之間的角力形勢。

中美出現貨幣衝突

中美的貨幣衝突早於1985年便開始醞釀,當時中國經濟迅速增長,人民幣大幅高估在2.8元兌1美元,中國貿易政策側重以廉價進口發展基礎設施,而出口僅佔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一小部分。雖然中美存在雙邊貿易順差,但在人民幣滙率以及中、美、德等大國的雙邊貿易關係方面,仍未至引起摩擦。

隨着中國出口業高增長持續,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逐漸浮現。最初美國聲稱並抗議人民幣被低估,然而其後人民幣不升反跌,在10年內先後6次貶值;及至1993年,人民幣滙率已從1985年的2.85元兌1美元跌至5.82元【圖一】。1994年1月1日,中國宣布改革外滙體系,把人民幣大幅貶值到8.7。美國財政部大為震驚,更把中國列為貨幣「操縱國」。

根據1988年的《貿易法》,美國財政部須把在國際貿易中以操縱滙率手法獲得不公平優勢的國家表列出來。儘管美國隨後仍受人民幣滙率的威脅,但那是該國財政部最後一次以「操縱國」標籤中國。

中國方面,人民幣隨後經過連串溫和升值,到1997年前對美元上升至8.28,一直維持到2004年。2002年左右,中美雙邊貿易和投資掛鈎的關係急劇發展,但期間兩國貿易的摩擦和爭拗不斷發生。

1997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還不到500億美元,而在2003至2006年3年之間,則由1240億美元激增至2340億美元。中美雙邊貿易關係的隱憂隨之加深,而人民幣滙率更成雙邊關係摩擦的關鍵。

利率政策埋下隱憂

2002年,聯儲局主席格林斯平開始其持續超低利率的試驗。在科技泡沫爆破之後,格林斯平在2000年夏季開始減息。2000年7月至2002年7月兩年之間,聯儲局基金利率下跌超過4.75%【圖二】,這可視為旨在幫助經濟擺脫下行風險的正常周期性寬鬆政策。但隨後兩年內,有效的聯儲局基金利率不但未曾超逾1.8%的水平,更在2003年12月跌至1%以下。截至2004年10月,有效的聯儲局基金利率為1.76,與2002年7月時的水平相若。

上述低利率政策本為應付2000年科技泡沫爆破、2001年經濟衰退、9.11恐怖襲擊,以及格林斯平對通縮威脅作出戒備而設。正當美國經濟不景氣,中國卻成功通過高效率的勞動力、生產技術和經濟規模,把生產和出口競爭力以幾何級數提升。為免從中國進口通貨緊縮,格林斯平維持低利率政策,比在正常情況下應對溫和經濟衰退所需歷時長得多,以致為中美兩國10年後的貨幣衝突和摩擦埋下伏線。
 圖一及圖二

另一邊廂,中國如何處理貿易順差,亦成為中美貿易關係又一爭端。傳統上,中央銀行在投資政策方面往往極為保守,中國人民銀行也不例外,寧願選擇投資美國財政部發行的高流動性政府證券。因此,中國因美國貿易順差持續增長而持有大量美國國庫債務。據路透社估計,及至2011年,中國的外滙儲備總額約為2.85萬億美元,其中約有9500億美元投資於美國政府的債務。中美兩國被鎖定在一個萬億美元的金融關係之中,如果貨幣或貿易衝突隨着時勢變遷而失控,禍及一直以來的金融擁抱,後果不堪設想。

美國強烈敦促中國提升人民幣的價值,以減少中美的貿易赤字增長,以及中國人民銀行大量積累的美元資產。然而,從2004至2005年年中,人民幣仍然維持在1997年的8.28元兌1美元水平。2005年7月下旬,人民幣滙率突然從8.28上漲3%到8.11。隨後3年之內,人民幣更持續升值,最終在2008年7月達至約6.82元兌1美元的水平。繼2010年6月起的第二輪升值之後,到了2011年8月,人民幣對美元滙率則穩步上升至高於6.4元兌1美元的水平。中美之間的經貿角力,可以從兩國的政治修辭交鋒和人民幣滙率走勢中窺見。

經濟學研究新啟示

中國通過加入世貿組織獲得永久最惠國待遇,減少面對美國貿易政策風險,結束了美國每年威脅徵收高關稅的不確定性,大大促進了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繁榮。2000年,美國的最惠國平均關稅率為4%,如果中國失去最惠國待遇,平均關稅率勢將達到31%,並可能引發貿易戰。故此中國當年的外貿策略是尋求與美國建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以消除中美經貿關係的主要長期障礙。

假如中美貿易戰全面爆發,對兩國及其他國家有什麼影響?近期經濟學術研究文獻,就進口關稅及貿易政策不穩定性的影響,提供一些發人深省的啟示。

首先,[1]Rossa(2014)通過數據模擬分析發現,進口關稅與政治經濟因素互相結合,會產生貿易戰誘因。政府為了尋求具有政治影響力的行業支持,會利用進口關稅來提高國內的相對工資,創造積極的貿易條件,並拓展高利潤產業,從而產生積極的利潤轉移效應。有關分析更預計,在兩國的貿易戰中,最佳的進口關稅率平均高達62%,而世界貿易戰關稅率則平均為63%。

由於貿易戰期間一切國際貿易政策合作失效,貿戰國要蒙受的政府福利損失平均為2.9%,而將來從多邊貿易談判中可能獲得的政府福利收益平均只有0.5%,可謂得不償失。分析更顯示實施關稅一方的貿易流量預計平均下降30.8%,其他受牽連的國家則平均下降7%。

此外,[2]Handley和Limao(2017)利用數量分析,探討最惠國待遇和貿易政策風險對中美經貿的影響。假如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被撤銷,中國出口商便會面臨31%的平均關稅。但消除了這一威脅後,中國向美國出口量的正面影響約為60%,出口增長為32%。同一分析亦表明,美國消除對中國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後,一方面會導致美國製造業銷售和就業下降超過1%,但同時也會降低價格指數,從而改善消費者福利,相當於把中國商品的永久關稅降低13個百分點,結果是利多於弊。

深入分析更指出貿易協議的功能,對減少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和產生總體經濟福利收益,足可廣泛發揮作用。如果美國單方面威脅放棄或重新談判其所有的貿易協定,並威脅把關稅提高到中國所面臨的31%水平,那麼美國的消費成本,將相當於自給自足貿易成本的三分之一。此外,實施一系列關稅及重新啟動談判協議機制,都會大幅增加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對消費者來說會比自給自足更糟糕。


謝國生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首席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八年四月十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參考資料:
[1] Ralph Ossa, Trade Wars and Trade Talks with Dat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12): 4104-4146.
[2] K. Handley and N. Limao, Policy Uncertainty, Trade, and Welfare: Theory and Evidence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7, 107(9), 2731-2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