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中美貿易摩擦

雖然近日已有很多人就中美貿易摩擦這一熱門話題發表高論,但我認為我仍可在其中加一些討論。大約20年前,我聽了克魯明(Paul Krugman)在中環的一次午餐演講。他當時是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後來在2008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現在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我還記得他在演講中預測,在下個世紀的國際關係中,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衝突是一大問題。近一年來,這一預測得到了證實。雖然其中論斷令人意想不到,因為當時大家只看到兩國關係改善,中國側重經濟發展,正以美國為學習對象,也沒有能力與之抗衡。克魯明提出的理由很簡單:在下個世紀,按GDP總量計,中國將趕上美國而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之一,並躋身強國之列。然而,在政治制度、民主、文化和人均收入等方面,兩國仍存在很大差異,這是衝突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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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魯明沒有預測衝突什麼時候到來。當特朗普在2017年1月成為美國總統時,我認為時候已到。他在總統競選期間承諾,除了在美國和墨西哥之間建立隔離牆、退出TPP、重新談判NAFTA外,將對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增加40%關稅。當時人們一定以為他在開玩笑。2017年4月,我在接受韓國阿里郎電視台的訪問中,斷言中美貿易戰將會爆發,我指出美國將利用各種藉口,對中國增加關稅,而中國定會反擊,因為中國無論在經濟或政治上都已相當強大,而且也可施以報復手段。一年後的今天,貿易戰確實發生了。

特朗普首先在3月1日宣布對鋼和鋁分別加徵25%和10%關稅。儘管這不僅針對中國,但在多國已獲豁免之後,中國就成為了主要的目標。值得注意的是,有別於歐盟、加拿大等國,中國不但沒有公開譴責美國,反而希望通過劉鶴先生到訪白宮高級官員,悄悄解決有關問題。我認為這是明智之舉,因為它給了美國面子。可惜的是,特朗普並沒有買中國的賬,倒是大聲喊叫的國家得到豁免。3月22日,特朗普宣布特別針對中國的貿易政策,加徵關稅至影響高達600億到15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產品。汲取以往教訓,中國這次反擊了。中國駐美大使表示,中國不怕貿易戰,並宣布將對30億美元從美國進口的產品增加關稅,其中包括大豆及其他農產品。從雙方不停叫喊之勢,可見貿易戰已經展開。接下來我想談談兩點:第一,美國是否有理由採取行動;第二,貿易戰如何才能停止。

消弭爭端 有何契機

特朗普及其團隊提出以下理由:雙邊貿易失衡、不公平貿易和強迫技術轉讓。我不認為首個理由適當。雖然不平衡為何存在值得細加分析,但不認為中國應該受指摘。關於不公平貿易,特朗普舉例說,美國對汽車進口只徵收2.5%的關稅,而中國卻高達25%。這只是一個例子,至於大多數其他產品,不平等關稅是存在的。

美國的平均關稅約為3%,而中國則大約9%。然而這並非中美關係所獨有,在世貿組織成員國中,發展中國家的關稅一般比發達國家的高得多,甚至高於中國;令人費解的是,為什麼美國不把矛頭指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我認為發展中國家享有較高關稅的基本原因,在於她們的技術一般較低,公司的競爭力不強,因此需要給予一些保護。

此外,她們在國內生產總值、公司規模等方面一般都很小,發達國家也就不介意這種不平等的情況存在,但中國並不是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公司規模龐大,具備高技術產業,國有企業很多,國際市場競爭力也強。發達國家認為毋須給予中國特殊利益,而應同等對待。

關於強制技術轉讓,幾年前我和我的3位合作者就開始了一項研究,探討中外合資企業的技術如何轉移或溢出到中國公司。我們最近發表研究結果,顯示有3個渠道:一、外國投資者直接將技術轉讓給他們在中國的合資企業;二、合資企業的中國母公司通過他們在合資企業中的合作,間接獲得技術;三、其他中國公司間接地從合資企業中學習到技術。《華爾街日報》曾報道此等發現,某些人或會把有關研究結果看成中國迫使外國公司轉讓其先進技術的「證據」。我必須聲明,「強迫」技術轉讓既不是我們研究的本來目標,也不是我們的結論。

我也聽過一個反駁的觀點,技術轉讓肯定是「自願的」。作為一家外國公司,如果你不願意把你的技術轉讓給合資企業,那你可以不來中國啊。換句話說,對外資附加一些限制和條件,似乎是合理而又可以理解的。從外國投資者的角度,這是「以技術換取市場」的觀點;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是「以市場交換技術」的觀點。但是此觀點是錯誤的,作為世貿組織的一員,東道國應遵守世貿組織的一項重要原則,即國民待遇原則。東道國政府對待外國企業的政策,不應比國內同行差。如果外國投資者成立合資企業的條件受到限制,則有違國民待遇原則。

貿易戰究竟怎麼才能停止?國際貿易給每個貿易國家帶來好處(儘管每個國家境內都有利益重新分配的問題),可謂人所共知。由於貿易戰有違自由貿易,牽涉其中的每個國家都蒙受損失。然而,貿易並沒有給所有交易夥伴帶來平等利益,是以各國如何分享貿易所帶來的更大餡餅問題也同時存在。關稅有助於將更多的利益轉移到本國。

最近中美貿易戰雖使兩國陷入囚徒困境,卻仍有雙贏的局面存在,就是不打貿易戰。大量研究和證據表明,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是合作,方案也非常簡單:兩國必須回到談判桌上對話。問題是何時才會做到這點,而且一方或雙方必先採取一些行動才行。一種可能性是,美國國內受到中國關稅報復影響的群體(例如農民或波音公司)表達其對特朗普的強烈不滿。另一種較積極的可能情況是,中國主動作出讓步或改變。事實上,習近平4月在博鰲亞洲論壇上的講話,正好反映中國已經這樣做。


丘東曉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鍾瀚德基金教授(經濟發展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