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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Occupy Wall Street to Social Movements in Hong Kong

24 Jul 2019
Faculty

從佔領華爾街到香港社運
 

近10年來,世界各地大規模社會運動頻生,計有2010年年底中東和北非地區的「阿拉伯之春」、2011年5月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以及同年9月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香港警務處統計顯示,2010至2015年間本地公眾集會平均每年5千多宗,2016至2018年間則激增至每年超過1萬宗;2010至2018年期間,公眾遊行每年超過1千宗。

自回歸後出現的大型遊行,包括2003年反對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參與人數50萬;2014年歷時79天爭取真普選的「佔領中環」運動,人數達120萬;今年6月9日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遊行,民陣報稱參與人數亦超過100萬;6月16日「反送中」遊行提出五大訴求,報稱參與人數甚至達200萬。這些數字足以證明,香港仍然享有高度自治、言論、集會及遊行自由,但亦反映社會問題嚴重。


嶄新社運模式

傳統社運往往由較具規模和成熟的社運組織發起,借助組織領袖的個人魅力,策動群衆行動,管理上層次分明。「反送中」運動則主要是網絡行動,群眾自發參與,跟外地社運模式相類似。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以橫向式通訊為基礎,把群衆的公共領域最大化。點對點等網絡設施讓參與者和支持者隨時表達不滿,在基層協調政治行動。

在現代通訊技術普及的情況下,社運人士可以在短時間內,快速分享最新的實況信息,因應情況更有效重新部署。

因次按危機引發華爾街銀行信貸爆煲,美國經濟持續惡化,剛畢業的年輕人就業尤其困難,以致民怨沸騰。但 「佔領華爾街」的成員並沒有組織市區騷亂,卻在全國各地以示威遊行和露營佔領方式持續抗爭,同時借助數碼科技與新媒體,宣洩不滿情緒。

參加者來自不同背景,但政治立場每多左傾;沒有正式政黨聯繫,亦無領導人或發言人,形成自由開放式的社運平台,包容性特別強,歡迎任何志同道合者參與,既易於壯大聲勢,更有利抗爭一浪接一浪持續下去,不會因領袖被捕而令抗爭夭折。

美國在2008年經濟衰退開始時,最富有的1%國民集體財富超過其餘99%民眾的總和。經過銀行信貸風暴的洗禮後,企業行政總裁2010年的薪酬平均增幅為36%,但一般家庭的工資則停滯不前,以致財富集中度創下1928年以來的歷史新高,貧富差距也在工業化國家中最懸殊。「佔領」運動於是出師有名,抗爭口號正是「九成九民眾在此!」(We Are the 99%!)。

路線明確有助激發更多飽受「不均」之苦的市民參與,進一步鞏固運動的集體認受性。另一方面,運動卻未有提出較具體的經濟或政治訴求,只有「反對企業霸權」等空泛口號。

香港近日的「反送中」運動,則提出5大具體訴求:完全撤回修例、撤銷把6月12 日集會定性為「暴動」、不檢控及釋放示威者、追究警隊開槍責任及要求特首林鄭月娥下台。執政者若照單全收,則「威權」何在? 示威者訴求不獲全面接納,則表示運動失敗;雙方因無妥協空間而缺乏下台階,以致僵持不下。


資訊科技威力

許多人以為「佔領華爾街」就像「阿拉伯之春」一樣,是一場Facebook 革命。但以美國組織社運的成熟經驗,很可能幕後有一批社運人士在運籌帷幄,參與民眾則一呼百應,在公園和街頭行動。黑客組織Anonymous亦隨即加入,推波助瀾。

佔領行動於2011年7月開始,即被美國主流媒體形容為欠缺社運經驗的年青人的自發行動,其在意識形態和抗爭方式上,跟同年西班牙爆發的「憤怒者」運動極為相似。不排除這兩個運動的參與者透過資訊科技互相啟發、學習。

佔領運動的參加者,都靠先進移動通訊科技而擺脫孤立無援之感,藉此加強對所關心問題的認識,從而集體上街宣洩不滿。通過在新媒體、街頭和營地分享抗爭中的親身經歷,彼此信念一致。例如運動期間,新媒體Tumblr.com通過發佈「九成九民眾在此」博客來鼓吹抗議活動,主題包括失業、失去家園、沉重債務以及政府罔顧民意等,也易於發酵成集體認同感,轉化為強大的抗爭力量。

此外,運動也有賴meetup.com和Foursquare等網絡服務,以及howToOccupy.org和OccupyWallst.org等網站,讓參與民眾深入討論和策劃行動。資訊科技的廣泛應用,某程度上還改變了社運的集體行為,有意參加者隨時可在手機下載有關應用程式,以追蹤遊行時間表、路線等。換言之,共享故事有助民眾了解,個人問題實植根於社會經濟和政治體系中的結構性缺陷;在線活動則便於把集體動機轉化為恒常的上街行動。

香港在運動抗爭使用社交媒體方面,同樣不遑多讓,通訊軟件Telegram及網上連登討論區,以民主方式決定行動,向群眾提供及時資訊,在最近的示威行動中,足見功效。

社會運動的成敗關鍵,除了取決於可動用資源、領導者的才能、周詳策劃及有效管理外,當然還在於媒體及國際的關注。

美國防暴警察對付示威暴徒,往往把示威群眾的部分後路封鎖,前面則呼籲及驅散示威者,然後圍捕。在一次防暴行動中,一名指揮官剛好遇上一群站在行人道上手無寸鐵的婦女。面部遭噴射胡椒噴霧後,她們摔倒地上,痛苦尖叫。有關視頻隨即在網上瘋傳,激起民憤,示威者廣獲同情和支持;加上媒體廣泛報導,當權者形象隨之惡化,管治能力亦大打折扣。警方作為執法部門陷於兩難,既要向當權者問責,亦須避免向示威者使用過份武力,否則容易助長抗爭。


抗爭遍地開花

本地情況如出一轍,警察是維持治安的執法者,本來不應是政治目標,但行動中每多成為示威群眾的洩憤對象,而釀成雙方流血衝突。執法部門一旦淪為政治工具,社會爭鬥只會泥足深陷,國際的關注亦難免令特區政府處理問題時備受掣肘。 

2011年9月,「佔領華爾街」運動以形形式式的非暴力佔領行動席捲全美多個城市,首先佔領公園、廣場、聯邦建築物周圍的公共空間。建立這些臨時社區的基本條件,包括食物供應、駐紮營地、基本醫療以及人身安全。若部署長期抗爭,更須從民衆教育和社會文化入手,方可號召本來事不關己的市民也來參與。開放集會參與,讓所有人在決策過程中都有機會發表意見,促進真正的交流,增強社運凝聚力。

如此非暴力「公民抗命」,對美國社會影響之大,也是數十年來前所未有,最後導致7,000多人在122個城市中被捕。在運動剛展開的幾個月內,大多數的佔領據點都被警察強行清拆,參與者於是利用其他渠道繼續抗爭。

香港近期示威活動的聲勢,較「佔領華爾街」有過之而無不及,大型遊行、在立法會大樓外示威及包圍警察總部之後,一連串「光復」行動以及「連儂牆」蔓延至各區,創造出一個公開的群眾運動平台,為抗爭草根化及持續性打下基礎,使政府施政面臨嚴峻挑戰。

綜合以上分析, 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引發香港近年社運熱潮的主因是民生、經濟和政治的深層次矛盾,久經長年積累,比導致美國「佔領華爾街」的經濟問題複雜得多。另一方面,資訊科技和社交媒體在各地社會運動中,無疑已被廣泛應用。政府固然可以封網拉人,杜絕反對當權者的言論在社交平台散播,但亦可善加利用,作為深入瞭解民怨的途徑,以防患於未然。
 

謝國生博士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廿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Author
Dr. Maurice K.S. TSE, JP
Dr. Maurice K.S. TSE, 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