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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s thir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07 Oct 2020
Faculty

 

香港第三次經濟轉型,還等什麼?  

 

中美角力在新冠疫情下持續,加上去全球化及去中介化的國際大趨勢,相信香港再難像以往倚靠作為各國貿易及金融中介,獲取厚利。

其實,香港一直倚仗政府推動的四大支柱行業(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佔本地就業比重,自2011年起已逐年下降,而佔本地生產總值(GDP)比重,除了金融服務,其他三個支柱行業近年都有下滑趨勢。面對中美貿易戰及科技戰,貿易及物流更首當其衝;旅遊業則在疫情下陷於癱瘓,恢復需時。金融業方面,幸得多間重量級新經濟企業在港上市,為香港帶來豐厚財富,短期內能緩衝經濟下行速度,可惜金融從業員就業人口不到9%,對解決疫後失業及日益加劇的貧富懸殊問題幫助不大。

經濟歷史難關如何衝破?

筆者認為,繼1960年代本地經濟轉型至製造業為主導,及1990年代再轉型至金融地產物流等服務業後,必須進行第三次經濟轉型,切勿重蹈2003年沙士後的覆轍,靠旅遊及地產帶動復甦,錯失良機,反而應善加利用環球疫情及中美摩擦的壓力,轉危為機。第三次經濟轉型需要政府強勢支持,聚焦包容性經濟增長(inclusive growth),以創造多元化及具向上流動性的就業為核心,並且發展可持續知識型行業。

至於具體策略,筆者有以下三大建議。

一、加大研發開支

特區政府須大幅提高研究及發展開支。作為已發展經濟體,香港理應走在知識型新經濟前列,但政府向來對科研的投入(包括大學)偏低,到2017年只佔GDP 0.73%,遠低於大部分發達國家(如OECD成員國的平均比率為2.4%),甚至低於中東及北非國家的平均0.81%。

近年,特區政府似乎開始醒覺,在2017年《施政報告》擬定,在2022年前,將研發開支的GDP比率增至1.5%(約450億港元),令人鼓舞,但2019年政府的研發支出距離目標還很遠。相比政府多項總額高達3000億的疫情紓緩措施,包括涉及710億的全民派錢,450億的承諾作為長遠投資,維持研發佔GDP 1.5%的目標,並不為過。另外,金融管理局負責管理2000多億港元公帑的未來基金,則可讓投資專家發揮所長,更彈性地直接投資在風險基金及天使基金,支持初創及科研。能夠做到以上各點,科研投資者及人才將更樂於視香港為基地。

二、解決人才荒

若論香港整體經濟發展問題,關鍵不在於資金,而是缺乏適合人才。

所以第二策略,無疑是政府須多維度地彌補人才短缺。事實上,本地高學歷、有經驗的人才不少,但大多集中在金融、醫療、高等教育行業,大量知識及研發成果未能釋放到市場,從而造福市民。主因之一是中層技術及科技人才不足,以致高科技新經濟產業鏈斷裂。

此乃源自勞動市場供求錯配。大學學科廣受歡迎的往往是醫學、法律、工商管理等,而非科學或工程,主因之一是勞動市場沒有給科學、工程學畢業生提供學以致用的機會,這當然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但筆者相信,要解決人才供應問題,更應先解決人才需求問題。政府可考慮利用大幅增加的研發支出,建立科研機構,研發甚至生產生物科技及金融科技等產品及技術,同時通過經濟誘因吸引國內、海外新經濟企業來港設立分公司,有效地增加對科研及科技人才的需求,並協助經濟轉型。

教育資助委員會同時應逐步提升各大專院校研究生的人數及質素。例如筆者任職的香港大學經濟學系,全職研究型教職員約30位,每年卻只可收最多8位博士生,從培訓人才及研發的角度,比例都不理想,相信其他學系也有類似情況。大家要明白,香港培育的博士生大多來自境外(特別是中國內地),專業知識受到世界認可,即使短期內未能獲本地市場吸納,亦可選擇到國內或世界各地研究機構、企業及大學工作;況且培育博士生有利於香港未來經濟轉型,增添軟實力,可見增加整體博士生人數之舉理所當然。

至於從海外輸入人才一環,政府亦應優化現有計劃,並提升其規模。例如,2018年至2020年3月期間,透過科技人才入境計劃來港工作者,為數只及321人,與預期的1000人目標相差甚遠。這雖與近年本地經濟不穩有關,但也許亦與計劃的兩年固定聘任期,以及須同時聘用本港職員的綑綁安排有關。為招徠海外專才來港,筆者建議特區政府為來港的資深及策略性專才,興建高級科研人才宿舍;鑑於符合條件的專才人數不會很多,對本地社會的住屋問題估計影響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多年來的經濟學研究都指出,從高科技研發到生產,除了可增加生產力及帶動經濟增長,也可全面加強就業。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教授Enrico Moretti就在其研究中發現,在美國每當一間高科技公司招聘到一個職位,隨即產生5個新增職位,涵蓋高端服務業及其他舊經濟行業。換言之,高科技轉型更能製造包容性的經濟增長。

三、香港再工業化

具體策略之三:香港需要再工業化,目的主要是為年輕人帶來向上流動性及多元化的就業機會,也為科研及初創打造較完整的生態環境。2019年製造業佔本港GDP少於1%,反觀與香港同被稱為「亞洲四小龍」的台灣、南韓及新加坡,製造業佔GDP分別是30%、25%及20%,連經歷30年經濟低迷的日本,也能維持製造業佔GDP 21%的水平,足證製造業能夠在發達經濟體再次復興。上述發達經濟體生產成本不低,製造業都走科技化、機械化及市場國際化路線,可見製造業面對的挑戰,不僅是生產成本的問題,更是生產力、產品質素、市場定位,以至政府政策的問題。

至於本港產業發展的重點,應先從比較優勢行業(如金融及醫療)出發,建立高科技製造業,先以本地市場為試點,再以國際市場為最終目標。金融方面,特區政府及金管局已意識到網上銀行、大數據及金融科技化的重要性,筆者深信這方面最易迅速發展。香港大學去年也乘着此發展願景,推出了跨學系金融科技本科課程,以應社會所需。至於醫療服務,正逐漸邁向數碼化及使用人工智能,憑着香港的成熟醫療技術及國際一流的醫學專家,加上對新冠疫病的研發知識,醫學產品工業化及商業化有望更上層樓。

由於市民大眾不一定了解個人如何可受惠於科研、初創及再工業化,或會消極地否定令香港經濟多元化的政策,片面地歸咎於高地價等阻力。縱使經濟民生難題莫過於房屋,但主要是住宅供應問題;其實經過20多年的去工業化,香港還剩餘很多工業大廈,現在政府活化工廈的方向都以小型工業、藝術及飲食行業為主,接近40%還是用來存貨。簡單來說,再工業化面對的不是土地問題。

在推廣經濟轉型政策方面,政府應強調其能帶動包容性經濟增長,亦應以此為宗旨,定期檢討政策成效。正如哈佛大學經濟教授Dani Rodrik在其文章Creating a Good Jobs Economy中指出,可持續兼具包容性的經濟增長,應能製造良好職位,除為就職者提供足夠工資,滿足基本生活所需外,其工作性質也應帶來在職學習的機會,並具向上流願景、動力及責任。與大部分服務行業相比,高端製造業及其他科技行業更能提供此等職位。

工業政策的經濟理論基礎

歸根究柢,以往港英政府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提倡的「大市場、小政府」積極不干預政策,是在沒有市場失效(market failure)的情況下最適當的經濟政策方針及思維;但當發現市場失效,政府就有必要改弦易轍。

市場失效最經典例子,莫過於市場出現「界外效應」(externality),經濟學最常討論的有關例子就是污染。當污染製造者如工廠,沒有為受污染者作出補償,市場亦缺乏有效機制令污染製造者承擔後果,則政府每須實施政策(如稅項),增加污染製造者的生產成本,但政府如何能為製造正面界外效應的企業提供生產誘因,以造福社會?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Jonathan Gruber及Simon Johnson,在其Jump-Starting America一書中,證實美國在二戰後與蘇聯冷戰期間,能享受高速科技發展及生產力增長,全賴政府對科研(尤其是與軍事技術有關的項目)的財務及政策支持。他們還選定美國102個城市,包括受去工業化重創的底特律,認為全都有成為新經濟重鎮的基礎,今天欠缺的,是政府昔日對研發的大量投入。

人才的需求及供應,以至在職者及投資者對市場的預期,彼此環環相扣。筆者建議上述策略應三管齊下,以創建完善科研生態和工業化環境,為香港經濟困境帶來出路。冀望特區政府與社會各界靈活應變,轉危為機,從速帶動香港經濟轉型。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副總監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Author
Prof. Heiwai TANG
Prof. Heiwai T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