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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S might end but not the damage of banning free speech

12 Feb 2020
Faculty

武漢肺炎有時盡  禁言禍害無絕期  

當前「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下文簡稱「武漢肺炎」)肆虐,既有市民通宵排隊購買口罩,更有私家醫生因為沒有口罩而要停業。筆者從朋友傳來的視頻,看到醫護人員排隊買口罩,每次限買兩個,以供上班之用;某日又和一位小巴司機朋友閒聊,他的一個熟客在外國買了100盒口罩,送了他一盒。國內亂象就更多了,大小城市紛紛封城,又或實行所謂「小區管理」,地方政府沿途扣留運往外省的救援物資等等。一個國內朋友知道筆者缺口罩,說要寄一些給我,因為他們剛從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訂購了一批回來,感激之餘,我當然婉拒。

當大家都憂慮醫療物資不足的時候,這種憂慮迫使我們去爭奪存貨,令供不應求情況更為嚴重, 這是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好比銀行擠提一樣,原本銀行業務運作正常,但一旦出現群眾恐慌,以致存戶爭相提款,銀行沒有那麼多現金,週轉不靈的預測於是應驗!

武漢肺炎固然可怕,但民眾的恐慌和政府的政策失誤,恐怕會造成更大的傷害。

武漢肺炎非同小可

到底武漢肺炎有多嚴重?過去5年美國的流感死亡率為0.127%。武漢肺炎在中國內地的死亡率約為2.1%,其他國家及地區則為0.7%,分別為美國流感的15倍和7倍。以死亡率來說,武漢肺炎的殺傷力是流感的5.5倍和16.5倍。(本文所有武漢肺炎統計數字更新到2月10日中午)

有些評論認為,武漢肺炎並不嚴重,他們根據比較武漢肺炎的死亡人數(不到一千人)和美國流感每年的死亡人數(2018–19年度為34,157人)下定論。美國流感死得人多,原因是感染的機會很高,上一年度(2018–2019)全美人口的感染率達10.8%。考慮到美國成年人中有一半預先打了流感防疫針,但針藥卻非百分之百有效這兩個相反的因素,筆者粗略估計,若果美國居民完全不打流感針,其患病率可高達14%的水平。假設中國內地人口有相同比率感染武漢肺炎,基於上述官方發佈2.1%的死亡率,就可推算出今年因武漢肺炎死亡的人數應在420萬以上;若採用較低的海外死亡率(0.7%),估計死亡數字也會超過140萬,兩者都遠高於美國去年因流感死亡的3萬多人。

烏雲背後的銀絲

今次武漢肺炎在國內造成的傷亡應該遠高於官方的數字。 由於醫療人員設備和測試劑不足,估計許多武漢肺炎患者死了也得不到確認 。一篇被廣泛流傳《財經》雜誌文章「統計數字之外的人:他們死於『普通肺炎』?」,記者採訪了十多個病患家庭,對這個現象作出了很具體的描敘。

「一位定點醫院的科室主任告訴《財經》記者,這兩天醫院門診一天有120名左右發熱病人,其中大約80名有肺部感染,但只有5名可能最終被收住院。

『我們只能讓剩下75名收不進來的病患,回到家裡去。患者沒辦法,我們也沒辦法。』該主任告訴《財經》記者。」

國內數字的不可靠,可見一斑。

這朵烏雲背後其實有一條銀絲。

相對於國內的數字 ,海外的數字應該可靠得多 ,因為外國醫療資源相對較充裕 ,也沒有做假的誘因。 那麼國內這個我們覺得不可靠的死亡率,為我們帶來的其實是樂觀的啟示——它高估了這個病毒的禍害。 這段期間,我們聽過許多香港醫護人員受感染的傳聞,但事實上,到現在也沒有一宗確診個案。我們在檢討自己是否過度恐慌的時候,也應該有信心,「一旦」醫療人手和設備數量充足,則武漢肺炎對人類的傷害也會比我們預期少。

當然這個「一旦」並不容易實現, 以口罩為例,中國去年口罩生產量是全球一半, 最近因應疫情產量進一步提高,達到每日2000萬個 ,但是這對於14.4億中國人來說,簡直是杯水車薪。

禁言的禍害

1月24日在《刺針》(The Lancet)發表的一篇關於武漢肺炎病人的研究,第一作者是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副院長黃朝林,該論文指出第一名患者沒有去過海鮮市場,而且首4名患者其中3人都沒有,說明海鮮市場不是武漢肺炎的第一個來源,市場內的野生動物也不是病毒的第一源頭。認為海鮮市場中的野生動物買賣,和中國人的飲食陋習是這次災難罪魁禍首的觀點,可能出發點錯誤。有關當局宜徹底找出病毒源頭,方可從源頭堵截,避免病毒日後再度為害。

1月27日,武漢市長周先旺在記者會上,主動交代他不一早提出警告的原因,表示自己作為地方官員,已及時向有關當局作出交代,並沒有隱瞞,只是沒有受到指示,不能自行公佈而已。到底不批准周市長宣佈疫情者是誰?為什麼要隱瞞?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可能永遠沒有答案,也許答案是不重要的。中國官僚習慣隱惡揚善,不重視人民生命,缺乏擔當,是極其普遍的現象。要避免同類事件發生,並不是對個別犯錯的官員處分就算了事,人民沒有言論自由就不能監管官僚體制,不能監管官僚體制,就難免釀成一次又一次的人為災難。

2月7日,李文亮醫生因感染新型冠狀病毒不幸去世了,倘若當時李醫生和其他7名醫護人員不是被壓制,他們的呼聲能喚起其他武漢市民的注意,一場國難也許就能避免。中共官僚體系在上月底曾輕微放寬言論自由,但隨即又加強監管了。對於禁制言論自由所產生的種種惡果,官僚習慣以更大程度的禁制言論自由來處理之。香港特區政府以提升警暴來對付不滿警暴的市民大眾,就是對一國兩制中一國的活生生的體現。

 

趙耀華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七日最後更新。較早版本刊登於在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二日《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Author
Dr. Stephen Y CHIU
Dr. Stephen Y CH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