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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ponisation of Fake News: Let the Bullets Fly?

11 Sep 2019
Faculty

難分真偽  讓子彈飛

 

香港自6月開展的示威活動,情況持續惡化,警方動用了催淚彈和布袋彈,展開拘捕行動,還替政府做公關面對傳媒;但政府持續緘默及「讓子彈飛」的處理手法,卻助長謠言滿天飛,種種陰謀論在社交媒體上散播,進一步分裂群眾,令社會裂痕難以修復。

8月19日,Twitter表示暫停近千個中國帳戶,並禁止國有媒體機構刋登廣告,理由是散播香港示威抗議虛假資訊的帳戶,都由有國家背景的機構操作。Facebook則已刪除5個假帳戶、7個專頁和3個群組。兩大社交媒體首次公開認定,散播有關示威活動虛假資訊的始作俑者,具有國家背景;此舉不禁使人聯想到香港近年的社運,的確有外國官方勢力參與其中。

一般人往往按自身經濟條件和人生經歷,對政治事件普遍都有既定立場,接收資訊無論真假,只要立場相近,便一律全盤接受,視為「真理」。

資訊科技戰場

「和理非」的示威活動每日都有來自雙方的資訊及「新聞」,通過社交媒體和手機應用程式發放,圖文並茂、似是而非、和平理性、暴力格鬥、收錢派錢或疑似「官方」,共冶一爐。令人倍感不安的是,許多散播、轉發資訊的群體,都對各自的內容絕對肯定,令已經嚴重分裂的香港社會,更形水深火熱。

互聯網與社交媒體發展迅速,亦為顛覆性活動和輿論操縱創造空間。 顛覆性活動可以從中鎖定容易受動搖的目標群體,發放認受性高的資訊,再利用如 Facebook 這類大眾社交平台,把所要宣揚的資訊對準目標受眾,加以輻射廣傳。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資訊技術既可用於推動社會發展,又可用於社會運動,甚或供政府用以對付社運分子,包括追查網上活動或監控手機;利用數碼媒體的匿名隱蔽性,則可發放虛假資訊或發動宣傳攻勢,詆毀抗議者。另一方面,移動錄影設備配合互聯網的應用,可監察警察使用武力,或讓社運組織招募新成員,2010年12月爆發的「阿拉伯之春」即屬一例。

當反政府運動在中東及非洲地區進行得如火如荼,而執政者又認識到武力鎮壓未必奏效,埃及官方便以數碼平台、資訊科技及虛假消息向各示威群體發動資訊戰。首先是穆巴拉克政府於2011年1月28日全面限制互聯網、Facebook、Twitter和手機服務,並封鎖由政府控制的半島電視台衛星。

隨後數周,抗爭群體與執政當局進行網絡戰,社運召集人鼓勵運動參與者使用Twitter,以偽名及設置地理位置功能,繞過封鎖;普羅大眾則利用Google的「向推文說話」(Speak To Tweet) 服務,與外界保持連繫。另一邊廂,執政當局通過社交媒體提供的匿名操作,散播虛假資訊,例如穆巴拉克的支持者曾進入在被警方拘留期間喪命的哈立德·賽義德的Facebook專頁,添加抹黑抗爭者的貼文和留言,要求給予穆巴拉克繼續執政的機會,並聲稱原訂的抗爭活動將被取消。英國沃達豐(Vodafone)集團則應穆巴拉克政府要求,關閉埃及境內的手機網路;該網路其後恢復運作,以發送支持穆巴拉克的宣傳訊息。

國際風雲媒體    

新媒體在社運中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讓示威者可以過濾及加入自己一方對行動實況的表述,然後轉發給外界,並在過程中向國際社會請求支援。示威群眾可把現場視像直接上載到YouTube、互聯網與社交網站上,而無須通過傳統媒體的編輯或阻撓,藉此反駁政府抹黑他們的言論。

對社運抗爭者而言,單靠傳統媒體來傳播有關示威的資訊未免不足。首先是主流媒體通常側重示威者的暴力,變相詆毀社會運動的本質。 再者,大部分媒體受國家或商業機構控制,往往會選擇性地忽略挑戰當權者或既得利益者的事實。某些商業媒體則聚焦富娛樂性事件而忽略整個運動的真相。以佔領華爾街為例,傳媒報導呈現三分鐘熱度狀況,每當社會運動進入部署時刻,報導就立即冷卻下來。

顯而易見,社運拖得愈久,會因抗爭缺乏明確方向而令群眾失去興趣,媒體關注程度亦日趨下降。資訊一旦欠缺透明度,種種謠言及陰謀論也就隨之而來。

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可以算歷來最富戲劇性的一次,說明Facebook使用者何其容易受輿論操控及資訊誤導。競選期間,假新聞充斥 Facebook 和其他重要社交媒體,較突出例子是謠傳民主黨候選人希拉利在首都華盛頓一家比薩店的地下室經營戀童癖色情場所,一名持槍歹徒更受煽動而親自到場「調查」。 事件中幸而沒有人受傷,但由此可見政治假新聞足以在社會上引起嚴重後果。

透過互聯網,一般人都可以發佈內容,由此接觸大眾;「人人是記者」,卻降低了資訊的問責和可信程度。新聞聚合器和搜尋引擎的運算操作,亦毋須考慮新聞是否準確或查有實據。

社交媒體的廣泛應用,同樣改變了新聞界的格局,大大拓展了專業記者和非專業記者傳播準確或誤導性資訊的途徑,針對性地向目標群眾發放特定的新聞故事,社交媒體用戶往往無法確定內容的真實性和新聞來源的合法性。

識破謠言須知

據研究假新聞的學者分析,假新聞大致可分為諷刺、新聞模仿、新聞捏造、照片竄改和宣傳五大類,其中共通點是令接收者難辨資訊真偽,從而塑造其合法性與可信度。假新聞最常見的形式是諷刺,一般以幽默或誇張手法傳遞內容。新聞模仿與諷剌都靠幽默感吸引公眾關注,模仿主流新聞媒體,通過編造虛構的新聞故事來突出問題。新聞揑造指沒有事實依據但以新聞形式發布,以創造看似合情合理的報導,一般會在各網站、博客或社交媒體平台上發表,務求製造一個廣為大眾接受的假象,以增加其認受性。隨着數碼照相技術提升和圖像處理軟件的開發,照片竄改變得愈加容易和普遍。宣傳則指政治團體為了影響公眾認知而製作虛假或歪曲事實的報導,爭取大眾對有關公眾人物、政治組織或政府的最大支持,或針對某敵對政治人物或組織全力打擊。

虛假資訊可能對公眾的態度和行為產生不良影響,以致其思考和行動方式異於尋常,或對政治情況及形勢產生誤判。一旦虛假資訊氾濫,更會造成社會分裂,對整體和諧構成威脅。

當市民經常接觸錯誤或歪曲資訊時,最少有四種情況值得關注。首先,一般人甚至飽學之士,接收到虛假資訊之初,往往易於入信。雖然謊言說上千遍未必就會變成「真理」,但當大眾沒有能力加以識破時,就會信以為真。 第二,網絡上及社交媒體的資訊五花八門,不一定經過來源查證或內容核實,以致這類媒體變成播毒媒介,久而久之對社會遺害不淺。 第三,一旦廣泛曝光的錯誤資訊已被公認為「真理」,要加以打擊或矯正就必須動用龐大資源,社會亦須付出沉重代價。第四,人工智能發展一日千里,立心不良的機構若加以利用,再配合虛假資訊、駭客攻擊,其結果輕則可以引致股災和金融市場動盪 ,重則可以顛覆國家,甚或觸發國際危機、挑起戰爭,後果不堪設想。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先後在2017及2018年度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創新及科技發展乃香港多元經濟的重要一環。綜合以上考慮,筆者建議政府在推動創新及科技項目中,投放資源開發可以「明辨善惡是非」的人工智能,以核實資訊來源及內容真偽,打擊謠言散播,以保障香港社會免墮進假資訊的深淵。
 

謝國生博士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Author
Dr. Maurice K.S. TSE, JP
Dr. Maurice K.S. TSE, 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