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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的抬價與「盲搶潮」 

目前新型冠狀肺炎全球肆虐，之前部分防疫物資，例如外科手術口罩、防護衣等短缺。市民大眾囤積大米、廁紙等生活必需品，不同媒體（包括BBC）就曾報道，此等囤積行為愚蠢、不理性。部分商店亦趁機抬高相關物品價格，一盒50個口罩售價曾暴升至380元【註】。有人提議政府應盡快立法，限制防疫物資價格上漲，有人則持相反意見；筆者提出以下觀點：

首先，囤貨並不是非理性的行為。即使目前市場上供應充足，這是建基於大家不搶購的假設上。一旦別人去搶，而自己不搶的話，物資有可能會被搶光。為了保證自己有足夠的物資渡過難關，即使參與搶購也是理性的。經濟學的博弈論把這種情況視作協調博弈（coordination game），這個情況有兩種結局：一是沒人搶，根據市場上的供應，在別人不搶購的前提下，實在沒有搶的必要；而另一個則是，因為大家都認為別人會搶，所以每個人都搶。近年手機通訊軟件和社交媒體大行其道，市民或會輕信媒體上的流言訊息，加劇了搶購潮。

有效的價格管制

為限制囤貨，有建議透過法例，以限制購買物資數量。雖然一些國家和地區有防止搶購的規定，例如鄰近的澳門和台灣都限制公眾購買口罩的數量，市民購買口罩時必須登記身份，讓政府記錄購買的數量，然而並非所有政府都有能力執行。再者，在這個前所未有的危機當前，一罩難求，總會有人挖空心思去鑽法律空子，給執法機構帶來挑戰。

其次，可從坐地起價行為方面探討。從道德層面來講，趁機大幅漲價並不道德。某些國家或地區也實施相關法律，禁止在緊急狀態下抬價，例如根據加州《刑法典》第396條，抬價的定義是，當加州進入緊急狀態時，若物資價格上漲超過10%，即被視作抬價。某些經濟學家認為，法例只會限制價格作為訊號，讓市場喪失協調供需的能力：口罩價格上升反映的是口罩短缺，由價格上升帶來增加的利潤，則會吸引更多廠商生產口罩，從而填補供應短缺。反之，如果口罩價格不升，利潤不能增加，便不會有其他廠商進入市場生產口罩，增加供應量。也有經濟學家認為，如果禁止價格大幅變動，則會產生另一種「定價機制」──時間。有些人可能很需要口罩，卻沒有時間排隊購買，導致最終獲得口罩的，並不一定是最需要口罩的人，而是最多空閒時間的人。因此，若供應量沒有增加，限制價格上漲只是將口罩從一部分人手中轉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沒有達到我們所希望「讓所有市民都獲得口罩」的目標。

以上說法不是沒有道理，但是不代表不存在有效的價格管制措施。零售商在口罩的供應鏈裏其實並沒有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不是口罩供不應求的瓶頸。 零售商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中間人，坐擁資訊優勢，他們在抬高物價的時候，並不一定能提高廠商的利潤，因此不會促使廠商增加產量。有效的方法是控制零售商對來貨價上的加成（markup），而不是控制零售價。在同一個需求之下，如果能控制零售商的加成（而非控制零售價），便可留下較大利潤空間給供應商和製造商，從而吸引更多的廠商生產口罩。

公共衞生考量

避免零售商坐地起價還有另一個理由。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戴口罩具有界外效應（externality）。佩戴口罩不單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一般人戴口罩可減低感染機會，潛在患者則可減少病毒經飛沫傳播的機會。市民大眾購買口罩時，大多是出於保護自己及家人，未必考慮到保護他人。很多人因為口罩昂貴和供應不足，長時間不換口罩，或者重用口罩，這都有違衞生防護中心對正確使用口罩的建議。透過監管零售商對來貨價的加成，從而控制口罩零售價上升幅度，有助鼓勵市民適時更換和不重用口罩。

另外，筆者贊成政府給予香港口罩廠商補貼。除了因為疫情期間原材料價格上漲，導致廠商利潤減少而減產，完全依賴市場機制促使生產商增加產量還有一個問題：口罩需求激增趨勢並不持久。一旦疫情結束，需求便會回落，到時候可能大批口罩廠會因此結業。因此，政府應為這些口罩廠商提供補貼，以緩和疫情後的衝擊。

最後，筆者亦想指出，對新型冠狀肺炎的防控，不同國家之間也有界外效應。就算一些國家能完全控制國內的疫情，只要別的國家的疫情未受控制，也可以因為輸入個案，引發第二輪爆發。因此，只有各國互相幫助、共同協調對新型冠狀肺炎的防控，才能解決這次世紀性的全球大流行。就算只有一個國家在生病，全球還沒痊癒。

註：〈有藥房賣380元一盒50個越南口罩　稱來貨貴感無奈〉，香港電台網站，2月20日

房育輝教授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